妙手换新颜 传承至美——纪念王大玫教授

　　值此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之际，我们回望中国医学的百年历程，一批医学前辈以理解为灯、以担当为仗，撑起了学科发展的脊梁，而王大玫教授正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她与新中国整形外科事业同行;她的一生，是以学术立身、以仁心济世、以担当开路的缩影。中国整形外科何以从无到有?在其从探索走向体系完备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她笃定而闪耀的身影。

　　一、初心之路：家学、理想与时代召唤

　　1920年4月13日，江南春深，苏州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迎来一位女婴——王大玫。她自幼在科学与家国情怀并重的家风熏陶下成长：父亲王应伟早年东渡日本，学成归国后从事天文、气象和地球物理研究;兄长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以光学事业与“两弹一星”功勋，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其他几位兄弟姐妹亦各擅胜场，堪称“七子皆成才”的科技世家。受此家风影响，她把“知识报国、技术济民”视为每日必守的本分。她选择医学，不仅出于同情与善良的本心，更因为她看到在战乱与贫困交织的时代，医学能将一个人从黑暗中带回光明，让家庭重获体面，让国家在“人”的层面更坚韧。

[1933年，王大玫一家，前排右起：王大珍、王应伟(父亲)、王大瑛、周秀清(母亲)、王大瑜、王大琬，后排右起：王大珩、王大玫、王大琪]

　　1946年，王大玫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那时医疗条件艰苦、药械匮乏、教材稀缺，许多年轻医生在“会不会做、敢不敢做”的边缘摸索前行。她并未因处境退却，而是白天忙于临床工作，夜里挑灯苦读，学解剖、练缝合，随手记录关键要点。她后来能完成诸多高难度手术，正是源于那时一点一滴积累的胆识与稳当。

[1946年，王大玫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影]

　　二、奠基之功：新中国第一个整形外科的诞生

　　1949年9月3日，王大玫在北大医院(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追随朱洪荫教授，参与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成形外科(整形外科)，以实干精神为新中国建国献礼。这一“从零到一”的创举，意味着要在教材稀缺、病例分散、技术路径尚未成形的处境中，摸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经验。她常强调，整形外科的首要任务是“修复”，是将烧烫伤、创伤缺损、先天畸形以及肿瘤切除后继发缺损重新缝合，使人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抗美援朝期间，国家更急需整形外科人才。1952年至1953年，受中央军委委托在北京先后举办全国首届与第二届整形外科进修班，她不仅参与筹办工作，还亲自授课。青年医生们在此系统学习到整形理念与技法，学成后回到各地建立科室，点燃一盏盏整形之灯。

[1952年，全国首届整形外科进修班合影，前排左二为王大玫，前排左三为朱洪荫(北医三院成形外科创始人)]

[1953年，全国第二届整形外科进修班合影，前排左三为王大玫，前排左四为朱洪荫]

　　1956年，她郑重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个人的医学追求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相连，这份初心此后贯穿她的临床、科研与教学全过程。

　　1965年11月，成形外科并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自此，她扎根于花园北路49号，行医授业于三院，直至退休。

　　三、创新之巅：三大标志性手术背后的突破

　　把目光移至临床，某些年份格外醒目。1973年，一位黏液肉瘤侵及额骨并累及大脑额叶的患者入院，手术稍有不慎便可能危及生命。面对这一挑战，王大玫反复推演手术入路，仔细评估切除范围，精心设计重建方案，将“救命”和“重建”的利弊权衡写在术前讨论单上。那场“中国首例颅面外科手术”的探索，成为我国整形外科史上的里程碑：以严谨解剖为底、以协作为翼，许多曾被视为禁区的病变重新归入“可治”的整形版图。

　　1978年，58岁的她毅然报名奔赴云南，加入巡回医疗队。此后数年，她“七下云南”，简陋的手术间、有限的器械、崎岖的山路，构成了那段特殊的时光。她不仅为成千上万的边疆患者施行手术，更在当地医院扶持年轻医师，带去整形外科标准与职业信心。期间，她治疗的最著名的病例，是1979年的“寄生性头部连胎”患者张自平。这位患者因为外貌异常经常被围观与误解，在街头承受人们的各种指点。患者“副头”五官具全，会流泪、会龇牙、会咧嘴，给他带来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面对这一罕见病例，她在国庆期间放弃休息，驱车前往会泽县展开全面调查，对患者进行检查评估，并明确诊断。同年12月，在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手术台上，历时 8h的系统解剖、血供处理与精细缝合，终于让这个困扰患者多年的“小头”从他的生命里告别。15 d后，患者第一次在镜前笑出声音。这场手术被云南省科协以纪录片《双头人》记录，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该手术成果也获得云南省1980年度科研成果二等奖。

[1979年，王大玫(左一)为“双头人”患者做检查及手术]

　　1983年，另一个改写医学与命运的故事发生。20岁的张克沙(后更名张克莎)辗转来到北京，这个被“性别认同障碍”长期困扰的年轻男性，陷入生活的困境——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工作，只能在外企打零工;家人的反对和亲友的沉默，让他一度绝望。直到他在杂志上读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学教研室阮芳赋教授关于性身份障碍的文章，怀着一丝希望来京求助阮教授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形外科李健宁教授，两位教授将他引荐至王大玫教授门诊。初诊那天，王大玫像慈母，为他做了细致检查，又坦诚地说：“技术上可以，但国内没有先例，需要上级审批。”几周后，申请2次均被驳回;“如果做不成手术你怎么办?”“我就从窗口跳下去。”王大玫对在场的医护人员和张克沙说：“救人一命比什么都强。”在医院与上级部门的共同奔走下，卫生部最终批准;王大玫又叮嘱患者：“请父母签字、请精神科出具诊断、请单位知情”。1983年1月3日住院，1月10日手术，历时12h，中国首例男变女的性别重置手术顺利完成;半个月后，“他”以“女儿身”走出病房变成了“她”，拿到合法户口，开始新生活。此例手术当时绝对保密，但为日后性别重置手术方式、术前评估与流程建设提供了雏形。41年后(2024年9月1日)，在张克莎为王大玫教授纪念活动手写寄语中说：“王大玫教授的一句‘救人一命比什么都强’让我感动了一辈子!”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大玫始终将“解决临床真问题”作为工作核心。1991年，她率先将铜针留置术(铜离子电化学治疗仪，型号CHAT-5302/MP，北京计然电子科技公司)用于治疗海绵状血管瘤，该方案操作简便、疗效可靠，随后成功推广至蔓状动脉瘤等复杂血管病变领域，并于1999年12月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99年，她指导完成国内首例人工尿道括约肌植入的改进手术，为一位经多方会诊判定“无法手术”的严重尿失禁患者解除了多年的病痛折磨。与此同时，她在眼睑与气管修复、颈段气管再造、复合瓣与肌皮瓣重建等方面持续突破，将“能不能做”的疑问变成“能做且做得稳”的成果。

　　四、传承之道：教材体系、团队传承与走向世界

　　王大玫不是只顾低头拉车的匠人，也不是只会仰望星空的理想家，而是泥地能行稳的实践家、案头能写清的医学家。她将手术经验归纳为可教、可学、可推广的体系，沉淀为教材;将论文写成实操注脚。正因如此，她主编与翻译的著作得以长销不衰，基层医生“拿起书、照着做”，患者便能从中受益。她的文字正如她的手术风格：不追求华丽，而重在“安全、有效、可复制”的实用价值。

　　1953年，她翻译的《皮肤移植术》成为行业内第一批系统化专业读物;其后主编《实用外科手术解剖学》《外科手术学与局部解剖学》《成形外科学讲座(头颈部)》《眼部整形外科》《美容外科简明手术学》《现代整形外科诊疗手册》6部专著，让“无书可教”的年代逐渐成为历史。她还参编了《黄家驷外科学》《整形外科学》等权威著作，发表了50余篇论文，以朴素、准确、可重复的语言风格，塑造了整形外科的学术表达体系。多年以后，医者仍从这些著作中背血供、熟悉切口及显露层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医学开始走向世界。20世纪80年代，她受美国整形外科学会教育基金会邀请，多次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在14座城市的医学院报告中国疑难病例诊治经验。1987年，她被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聘为整形外科客座教授，并担任国际期刊编委及通讯员。她代表的不仅是一位外科医生，更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自信与实力。

[王大玫(第二排右一)访美期间与当地医师合影]

　　荣誉终会眷顾那些做事扎实的人。她曾三度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6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2年受到国务院表彰。1995年，中华医学会授予她“对医学科学及学会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妙手换新颜”条幅，多年来一直悬挂于墙上，是她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诠释。

(张爱萍将军为王大玫亲笔书写“妙手换新颜”条幅)

　　2003年3月15日，王大玫教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2岁。消息传来，许多患者自发表达深切哀思与感激：“我能抬头走路，是因为您”“孩子能上学，是因为您”。在一位位患者鲜活的人生里，她不仅以精湛的医术修复了身体缺陷，更以高尚的医德重塑了人对世界的信任。医学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让“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变得美好，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统计数据的漂亮。

[王大玫(前排左四)退休后与科室合影]

　　五、精神之光：止于至善与百十年医学荣光

　　回到更宽阔的时间线：自1949年起步，至世纪之交，中国整形外科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完成了从“解剖研究—技术创新—流程规范—效果评估—人才培养—学术推广”的自我建构。而王大玫教授是这条道路上的“开路者”，也是“铺路者”，更是“守路者”。她以临床问题为牵引、以学术规范为准绳、以教学体系为抓手，将学科的天花板一次次顶高，也把学术的地基一层层夯实，使得更多患者被纳入可治疗范围，使更多年轻医生有书可读、有术可学。王大玫教授七下云南的故事，常被后辈当作“医者初心”的生动注脚。其实，那里没有惊心动魄的辞藻，只有反复下乡、反复培训、在简陋条件下保证手术安全的执着坚守。她曾说：“再苦再难，也要把标准带下去。”所谓标准，不只是手术步骤与操作要点，更是一套贯穿始终的态度：尊重、耐心、坦诚、尽力。她把这套标准留给了云南的青年医生，也留给全国无数在基层默默耕耘的外科人。当我们谈论“医者仁心、止于至善”时，不应将其当作口号，而要像她那样将其融入日常工作中：诊室里认真倾听，病区里反复解释，手术台上在充分评估后勇于承担风险，教学中把经验掰开揉碎，化为后辈可用的“窍门”。这些普通的“日常”汇聚起来，成为学科发展的底色。

　　中华医学会走过一个多世纪，见证了中国医学从筚路蓝缕到阔步世界的伟大征程。今天，我们纪念王大玫教授，并非仅为了怀旧，而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她的精神：以高标准诊疗守护生命的尊严，将规范技术与人文关怀写进教材与临床路径，让“可教、可学、可复制”的理念，扎根最需要的地方。多年以后，后辈医者或许淡忘某台具体的手术，但定会铭记她的这句箴言：“救人一命比什么都强。”会忆起她在国际讲台上自信地宣告：“我们来自中国”;更不会忘记她在云南基层医院里，耐心指导年轻医生画准每一个皮瓣轴线的身影。一个人的姓名，会在这种重复与传承中，积淀为更为长久的力量。

　　纪念，从来不是终点。将纪念化为行动，才是对前辈最好的致敬。让更多患者因为专业技术而获得体面与希望，让更多年轻医生因为规范传承而术有所依，让更多偏远地区也能拥有同样安全、可靠的手术台。这，正是“妙手换新颜，传承至美”在今天的真正含义。

　　在中华医学会110周年的曙光里，我们坚信：王大玫教授的名字，不仅将与中国整形外科的历史并排书写，更将会与一代代医者的初心交相辉映。她走过的路，已延伸成为我们脚下的征途;而她点亮的那盏灯，必将温暖更多宝贵的生命。

转载来源：中华整形外科杂志